17世纪时的欧洲，科学的种子还没有萌芽。自然与超自然密不可分，疾病被认为是上帝或主降下的惩罚，天空中的迹象被认为是重要事件即将发生的征兆； 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肮脏是常态，没有厕所，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贩夫走卒，没有人洗澡，因为据说洗澡会打开毛细孔，招来感染和瘟疫；所谓的医学知识几乎不存在，医生对病人造成的伤害甚至大过医治……血腥的宗教战争、自然灾害、饥荒和疾病充斥着历史，可谓之“骚动的时代”。 

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有那么一群人却看到：分崩离析的世界表象之下有着精确的秩序。他们宣称，宇宙其实像是结构复杂并运行完美的机械时钟。他们用自己设计的工具（望远镜、显微镜），用大胆的实验（解剖、输血），用他们提出的理论和概念，用在皇家学会大厅的激烈讨论，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推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这个时代，也因此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天才的时代”。

爱德华·多尼克的《机械宇宙：艾萨克·牛顿、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社科文献出版社）描述了这一时代诞生的“闪耀群星”，这群天才包括：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波义耳、胡克、列文虎克、牛顿、莱布尼茨、哈雷……它既勾勒出皇家学会成立之初的社会文化氛围，也对相关的人、事、物及科学背景有精彩的描述；它将对科学殿堂和现代世界的构建，与那群天才人物对宇宙法则或称“上帝语言”的破解与翻译，相互交织，形成交互行进的两条主线，贯穿其中的物理法则也写得清晰易懂。

更为难得的是，行文之中还有对科学的思辨与对信仰的反思，闪烁着洞见的句子，展现了作者对科学与信仰之关系的理解。

在如今这个高度极化与充满论争的世界，科学与信仰是极不相容的两个体系，每个体系都对对方抱有轻蔑和敌意。但在17世纪的欧洲，那些天才人物也对上帝深怀敬畏。在他们看来，上帝的秘密写在两本书里——一本是《圣经》，一本是他所创造的宇宙。因此，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科学上的新认识、新方法、新理念，会破除信仰、杜绝迷信和解放人类的心灵；宇宙法则的精妙，反而使他们更加深感造物主的神奇。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取得了如此成就的大科学家牛顿，晚年却“荒唐”地沉溺于神学研究。

古往今来，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有无数的人进行了探讨，至今依然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但是，我们其实大可不必纠结于问题的答案，因为，不论自牛顿以降的无数科学家抱持了何种信仰，他们在科学之路上做出的贡献都只会让人类社会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文明与理智，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