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从隐蔽斗争到游击战 ——记云南地下党与“边纵”

      杨学文
　　2009年7月19日，是“边纵”成立60周年，回忆我的一些教师、老领导以及战友们讲述他们在特殊战线上的传奇经历，令人神往，感人心肺，游击战争的经历历历在目。
　　一、隐蔽斗争
　　云南省工委严格遵循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养精蓄锐的蛰伏期，本着少而精、周密计划、谨慎、稳妥的打入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的党、政、军、宪、警、特心脏，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培养基础，蓄备力量。
　　1947年初，郑伯克审时度势，有前瞻性，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他不墨守陈规，灵活改变斗争策略。一是向农村派遣、输送大批领导骨干到全省条件成熟的根据地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二是在学生、工人中大量发展经过爱国民主运动锻炼、培养、考验的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工盟”。同时，独辟蹊径，开辟新路，创造性的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内部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新联”、“银联”、“军盟"、“警盟”、“救盟”全省党员从1940年的300余人到1948年发展到4000多人，党的外围组织发展到10000多人。
　　(一)昆明市工委副书记高志远、赖卫民领导的敌工领导小组是个英雄群体，秘密工作成绩突出，贡献特别大。他们利用社会职业作掩护，通过亲戚、朋友、世交和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通过“打进去，拉出来”，先后在省府机关各部门、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各保安团、第三编练司令部、昆明空军、二十六军、宪兵团、滇东师管区、军法处、昆明警察局及下属各分局、保防处、四十三补给区司令部、刑警大队，军统滇站，中统、国防部二厅等等内部发展党的外围组织700多人，加上特别小组发展的300多人，共有1000多人。其中高中级军政人员18人，例如：原卢汉第一集团军参谋长玉溪专员严中英，原空军第五司令张有谷，宪兵13团团长王栩，五个保安团团长李焕文、夏际昌、王绍武、朱徒裕等，陇生文师政治部主任张绍楚，绥靖公署处长何象尧，四十三补给站副司令员罗展，国防部二厅测向台台长陶毅，中校军统特务程灿章等不一一例举。几乎在所有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的要害部门都有党员和外围组织渗透进去。在全党全军的历史上，打入敌人高层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层出不穷，但像在云南省昆明市这样全面地、广泛地、深入地打入敌人心脏的各个角落，恐怕没有哪个省的地下党能做到。就我所看到的各主要国家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中也只是个别突出的事例，根本不可能全面的、大规模、广泛的渗透进去。
　　特别突出的是卢汉的警卫营已被我们完全控制。省警卫营有着特殊重要地位。1947年7月发展了班长刘远学入党。李焕文1940年初跟朱家璧在滇军中工作，倾向进步，1948年从东北遣返回昆。卢汉安排他在警卫营，他想到“边纵”。省工委认为“警卫营”是个要害部门，由王子近向他转达组织意见。1948年初，高志远嘱咐吉星明一定使警卫营在我们控制中。吉星明介绍何思荣加入“民青”。李焕文邀约何思荣任政工室主任，地下党又抽调十名民青到警卫营担任政工干部和歌剧队员。1949年6月该营成立党支部，连有“军盟”核心小组，排有小组，班无空白。还在战士中发展“武工队员”。警卫营、特务队900人中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占三分之一。这个营两任营长一个是党员一位“军盟”，地下党有个计划，如果卢汉不起义，就实行兵谏，逼迫卢汉起义。
　　(二)敌工领导小组在“七·一五”、“九·九整肃”前夕，获取敌特机关要逮捕一百多和近百人名单，迅速分头通知这些同志隐蔽、转移。通过卧底在26军的党员俞舜民获得敌军电报秘码本，使地下党能随时掌握中央军的部署、调动和行动。国防部二厅测向台台长陶毅加入“救盟”后，向组织交待了秘密特务组织，交出了与国防二厅联络的电讯情报密码。1949年9月，蒋介石妄想把云南变为最后反共基地，派副参谋长肖毅策划抽调贵州89军配合第八军、二十六军和卢汉的93军、74军共五个军，进行全所没有的大规模“围剿”“边纵”。由于事前获得龙译汇送来的“围剿”计划、兵力部署。人民解放露及时跳出包围圈，南辕北辙而行，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由于省工委事前获取敌人在昆明的应变破坏计划，敌人密谋在昆明搞破坏，(像重庆一样烧毁几条繁华街道，破坏一百多个发电设施和工厂)。地下党及时发出警告：“小心火烛”的社论，并积极部署保厂护厂。沈醉在起义前一天提出的破坏计划，也遭到卢汉的拒绝。因此，敌人计划在昆明搞大破坏的计划未能得逞。
　　(三)为了营救被捕的480条生命。敌工领导小组与蒋介石、毛人凤、沈醉展开了一场现代史上惊心动魄的智慧谋略较量。在卢汉默契配合下，最终取得了彻底胜利。蒋介石有生杀大权，为了拖卢汉下水，阴谋用“借刀杀人”、“一箭双雕”等阴谋诡计，令毛人凤逼卢汉杀200人，其余送重庆处理。卢汉事前，受到“边纵"副政委郑敦警告：“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寻机释放"等五条件。
　　市委副书记赖卫民指定敌工领导小组马凤岗负责营救工作。马精通孙子兵法，足智多谋，老谋深算。他寻思良久，认为军法处军法官刘汉章与卢汉有亲戚关系，最适宜担任营救角色。他对刘汉章说，据情报获悉，现在被捕人员归军统滇站看管和审讯。我们采用“反客为主”之计，先把看守权、审判权夺过来，然后用“缓兵之计”，拖延审判。正当卢汉进退维谷之时，刘斗胆向卢汉建议，你不是掌管全省党、政、军、宪、警、特大权吗?可以向蒋总裁发个电报，以案件重大，请蒋总裁指定三人，但审判长和主审官我们要保留，蒋不会怀疑。卢汉同意发电报，蒋复电“同意照办”。沈不甘心，两次以案件复审或交西南公署审判为由，企图“顺手牵羊”想把案件要回去。刘回答：“不必越俎代庖”顶回去。马凤岗对刘说：先放几个查无实据的“投石问路”试探蒋、毛、沈的反映。释放了四个。第二天，沈醉责问，为什么不经会审就放人?刘理直气壮的说：“这些人都是莫须有，想当然，根本无证据”。军法处长、军法官因收受贿赂，对案件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连沈醉派来监视刘汉章的特务，因收受贿赂，也向刘透露：刘军法官，你们放人，毛人凤已电告蒋总裁，总裁复电：“要想法争取卢汉，杀这批人，非必要时，不要蛮干，要争取卢汉，稳住云南”。刘向马作了汇报，马凤岗明察秋毫，认为：“蒋的电文，重点在争取卢汉，稳住云南”。我们改变拖延策略，来个“先发制人”，除毛人凤列为“要犯”的27人，其余459人分批释放。刘向卢汉汇报蒋的电报内容和意见。卢汉同意照办。毛人凤因有蒋的命令不能蛮干，也无可奈何。
　　但毛仍忧心这27名“要犯”也放了，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又生一计，来个“瞒天过海”，请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三青团头子陶镕出面，劝说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将27名“要犯”，立刻秘密押送到重庆。王栩(军盟)立即向马风岗汇报。马说：立刻报告卢汉。卢汉当晚叫警卫营接管了看管权。
　　这27名“要犯”，放不放，什么时候放，仍是压在卢汉和敌工领导小组的一块心病。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1月10日，代总统李宗仁来昆视察。地下党立即发动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妇女会、耆老会和人民团体等上书李代总统。卢汉也请护国元老李根源、周终岳等出面解释，请求从宽处理。李宗仁为拉拢卢汉，于15日复电“……酌情从宽处理”。刘汉章立即拟文请卢汉批准释放27人。
　　这次被捕人员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得以释放，是“边纵”副政委郑敦及时警告卢汉悬崖勒马。地下党及时发动群众营救，马凤岗、刘汉章在卢汉的默契配合下，利用蒋卢矛盾，蒋李矛盾，运用高度的智慧谋略，采取机智、果断、合理的行动，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成功从虎口抢救出了480名生命。这在我们党史军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壮举，创造了人间奇迹。使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悲剧，没有在昆明更早上演。他们的奇功，应永垂青史。
　　(四)起义后，在敌军攻城的险恶形势下，地下党与卢汉协商，取得肃反领导权，除卢汉派一民主人士宋一痕任公安处长，敌工领导小组组成保卫部、公安处，另抽调200名党员、“民青”参加，在起义部队配合下，按敌工领导小组提供的特务、反革命骨干名单，逮捕了1290名特务、反革命骨干，其中少将以上和省级战犯以上大特务15人，重要特务20几人，使国民党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三大特务系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军管后，四兵团兼云南军区(后改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二科科长王民信(后任昆明陆军学院政委)负责审讯大特务。这些大特务深知论罪当诛，但又有强烈求生愿望。王民信用对敌军政策说服教育，生活上给予照顾，不搞审讯，到其住处交谈，即“开其自新之路，诱于改过之善”。不搞笔录，鼓励自己写交待。王还郑重宣布，陈赓司令说：“只要担白交待，罪恶虽大，也可戴罪立功”。陈赓司令的鼎鼎大名和传奇人生，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是钦佩的，对他们震动很大。使他们感到还有一线希望。沈醉交待在云南全省布置了八个潜伏组台，以及隐藏在昆明的军统、国防部二厅的特务40多人。徐远举交待杀害白公馆、渣滓洞共产党人，破坏重庆地区100多项设施和兵工厂的罪行，布置在重庆潜伏组的详情，以及安排武装特务的情况。周养浩交待：他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情况，以及西南地区布置特务武装的具体情况。郭旭交待：他发给全国潜伏特务小组电台经费情况。说在新、老解放区共有潜伏组、电台124个，西南解放前夕，有联系的40个。沈蕴存被迫交待：国防部二厅为侦察解放军渡江，在长江下游布置20部谍报台；国防部从广州迁重庆后，又布置了16部谍报台的详情。材料上报西南公安部和中央公安部引起了高度重视，立刻命令将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刁寄萍、隆曙明、温天顺等押送重庆西南公安部，以后又押送到中央公安部。
　　云南的军统八个潜台全部被我破获，还破获中统在开远、蒙自、河口的潜伏组。抓获潜藏在昆明的军统国防部二厅的特务30几人。重庆也破获了几起重大的潜伏组、台。后来经过核实，他们交待的情况基本翔实可靠。不仅对云南的镇反、肃反有卓越贡献，而且为缉捕潜伏在全国各个角落的潜伏特务做出了巨大的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形象地说，国民党三大特务机关遭遇了一次类似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们布置在全国160个潜伏组、台，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敌工领导小组和负责审讯的王民信同志的贡献，是任何一个省的肃特工作都无法比似的，他们应该得到最高的奖赏。
　　(五)省工委未雨绸缪，有先见之明。1949年2月，郑伯克指示李浡生、王正帆、韩进之组成三人小组长，调查了解旧政权财经、工商、工交、银行、金融、工矿、运输以及云南特产、有色金属等等情况，以准备解放接收。1949年12月又发动各系统单位党、盟员，调查、核实、订正、补充。到1950年3月接管时比较翔实地反映了四大家族和地方财团经济现状和资产情况，为接收取得了很好的作用。这在全国未解放市中，地下党如此周密、细微、及时提前一年做好准备工作，恐怕找不出第二个省市。
　　(六)新闻界的统战小组，在郭佩珊直接领导下，由严达夫、何锡科、龙显寰负责，工作十分突出，在昆明地区除中央日报以外，他们领导着六家地方报纸的党员、盟员100多人。以报社为阵地，一是把解放军胜利消息，在伪装词句掩护下告诉人民，即以：“情况不明，联系中断”，让群众了解；二是利用地方势力派和民主人士的口吻，发表有利的言论：三是利用国共和谈之机，大量报导新华社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社论文章。新闻界言论的开放，连一些反动滇籍立委，专门跑到台湾向蒋介石上万言书控告云南新闻界所谓“罪行”，这在全国未解放的城市，敢于堂而皇之公开宣传的恐怕不多，“九·九整肃”蒋介石叫嚣：“云南的新闻界，已变成中共的宣传工具，必须斩尽杀绝”。云南六家报刊有100多人被逮捕。
　　(七)1949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成立，急需一批电台作联络。边区党委通知市工委筹办。市工委书记陈盛年立即通知电讯局党组织，抽调党员携带电台到“边纵”纵队部。随后，又陆续从电讯局和省公路局派遣一批党员携带小型电台分赴布置在全省的十个支队。市工委需要短波电台联络，后通过两航机场，从发射台仓库中“偷运”了一部短波美军用电台交陈盛年同志。电台等物质是国民党列为重要管制的物质，市场上根本没有，弄一部都很困难，何况涉及十几部电台和十几名技术人员。如果不是昆明地下党工作十分出色、踏实、渗透到各个角落，否则也完不成这难上加难的任务。
　　(八)、省、市工委在昆明工厂、企业秘密发展党员400余人，“工盟”2000人，壮大了革命力量。1949年初，为了粉碎敌人将五三兵工厂迁移台湾，以及变卖、转移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电力制钢厂、云南纺织厂的资产，阴谋遣散工人。市工委成立“产业工作组”，由唐嘉宾、朱枫、王颂陶负责，从云大、师院总支和部份中学抽调大批党员到工厂，开展反搬迁、反转移财产、反遣散、反裁减工人的斗争，要求工人派代表参加工厂管理，有关生产福利的重大事项没有工人代表同意厂方不能做出决定。这次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地下党领导下，两航工会组织党员、盟员和群众，抢修复C-46运输机12架。起义空军用修理好的运输机对蒙自、沾益、西昌等机场实施20次轰炸，粉碎了敌人企图利用机场集结军队反扑昆明的计划，也打乱了敌人逃跑的时间表。
　　第四运输处在地下党领导下，为了防止敌军要车运送兵员、物资，将轮子拆掉。接市工委通知，立即将车辆安装好，组织近百辆车到滇西接运起义部队和“边纵”来昆明参加保卫战。后又派150辆车到广西百色运送四兵团军用物资。
　　(九)郑伯克同志先后恢复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参议员唐用九、马曜等人的党籍。组成统战小组，利用省参议会这块合法阵地，从维护地方利益面目出现，团结进步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拥蒋反动分子，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利用国民党与地方的“矛盾”、“裂痕”、“利益对立”，采取灵活、审慎和巧妙的政策，对提出的议案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协商，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获得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以便获得提案的通过。例如：统战小组提出的反内战、反三征；打击排斥和驱逐了蒋介石的嫡系李宗黄、关麟征、霍揆彰、何绍周，扫除了障碍，使卢汉掌握了军政大权，达到中央“川人治川”、“滇人治滇”的目的，支持地方势力派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云南经济的斗争；制止黄金、白银外运；反对国民党把53兵工厂迁移台湾；反对蒋、桂军入滇；反对继续实行新闻检查；反对发行银元券；反对把云南作为大陆反共基地等提案，以及针对国民党种种反动政策和措施的提案，都逐渐在参议会获得通过，取得胜利。党的“统战小组”领导的，进步势力从1946年不到10％增加到1948年底的50％。省参议会9月查封前，反蒋统一战线发展到90％。省参议会的工作卓有成效，把国民党伪装成还政于民的所谓“民意机关”变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工具，这在蒋管区各省伪议会中，敢于堂而皇之，公然反对国民党推行的各项反动政策的仅此一家。难怪蒋介石暴跳如雷，指责“云南省参议会是中共活动场所，必须斩尽杀绝”。
　　二、建立工作据点和秘密武装
　　要认识地下党和“边纵”，就要认真了解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内战，党中央要求在蒋管区建立农村据点，建立秘密武装和根据地，准备搞武装斗争的重要批示。从1941年皖南事变到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建立农村工作据点，建立秘密武装根据地，准备搞武装斗争，至少有九次明确的批示和布署。1948年9月“会议通知”中，毛主席提出了“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湘粤赣、粤桂、皖浙赣、浙江东部、桂滇、云南南部等边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发展到三万余人”。
　　十年来，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坚持贯彻党中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1941年下半年、1942年先后四次疏散大批党员干部到罗平、沾益、宣威、弥勒、沪西、个旧、建水、石屏、大理、剑川、鹤庆等以教书为掩护，建立农村秘密据点。1944年冬，独山失守，云南危急，省工委又派一批骨干，加强重要地区领导，准备开展游击战。省工委坚决贯彻执行城市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针，长期地、不懈地、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派遣、疏散、输送大批经过“一二·一”、“反饥饿、反迫害”、“七·一五”等城市爱国民主运动锻炼和考验的党员干部、“民青”、革命知识青年到农村，建立农村工作据点，组织秘密武装。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工委、各专县工委，十年来，先后派遣、疏散、输送了几百批近万名党员干部、“民青"革命知识青年到农村。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探索、创造、总结出一套经验，即将农村工作据点建立在专、县中学，以中学为依托，再扩张、延伸到周边农村建立工作据点。并将这一思想灌输到各级工委，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在全省各民族聚居区与各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形成了全省几百个大、中、小学校网络式的党的工作据点，从而延伸出几千个党的农村工作据点。又选择条件成熟的农村工作据点建立几十起秘密武装，并派遣党员打入县、乡、镇，完全掌握了三个县的城防大队，控制了24个乡、镇武装，共有3000多人枪。
　　这在未解放的南方各省，恐怕准备工作没有如此细微、充分、踏实的。如果没有近十年的农村工作据点和秘密武装的组建，武装斗争的高速发展都是空中楼阁。那些叫嚷“边纵”是“一哄而起”的人，在历史事实面前也应承认事实。因此，当中共中央命令在云南全省开展武装斗争时，武装斗争的能力和潜力像星火燎原，火山喷发般奔涌，蓬蓬勃勃发展，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高速发展。
　　三、开展游击战争
　　1948年2月，朱家璧、祁山等率领200多人发动三山(弥勒西山、路南圭山、泸山东山)起义，接着罗平、开广、陆良、宣威、沾益、滇南、思普、滇西……等，武装斗争烈火蓬勃在全省点燃。到1949年7月19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主力部队发展到五万多人，云南有十个支队，两个独立团，广西有两个支队。在野战军进入滇桂黔边区前，“边纵”解放了云南境内的61座县城(加上广西、贵州共解放91座城市)，活动范围遍及滇桂黔三省147个县境，在约2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罗盘、弥沪、开广、滇南、思普、滇东北、滇中、滇西北、滇西、滇北、左江、右江等12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钳制了近15万国民党军队，共歼灭敌人6200余人(包含边纵五个支队20000余人配合野战部队在滇南战役歼灭2万余人)。到1950年3月整编时，边纵主力部队有6200人，脱产武装10万余人。远远超过了毛主席要南方各省大区域的七个游击区发展游击部队3万人的目标。难怪毛主席在1949年7月部署广西战役时的电报中，称赞“云南还有我们强大的游击部队。”毛主席对一支游击队做出这样高的评价是非常少见的。
　　为什么云南省地下党和“边纵”发展迅速、强大，在云南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关键在于有个好的领导班子，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郑伯克为省工委书记，候方岳、刘清为委员有经验、有威信、有影响的比较稳固的领导班子。

文章转自：昆明党史网  http://kmds.km.gov.cn/kmds/kmds2009/kmds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