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昆明起义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张渔村

2009年12月9日，是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全省军队、政府官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民主自由和平康乐的新中国而奋斗”（卢汉起义通电，《昆明起义》，58页）的和平起义60周年。卢汉的和平起义，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的伟大胜利后，解放大军又胜利渡过长江，捣毁了国民党的老巢南京。势如破竹地胜利进军中南、华南、西南，解放了广东、广西、贵阳、重庆的大好形势下，弃暗投明的光荣义举。

云南人民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有1911年的昆明辛亥重九起义，结束满清在云南250多年的统治和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政体；1915年12月25目的护国讨袁义举，打倒袁世凯政府；抗日战争云南20万三迤健儿奔赴抗日前线，血战台儿庄；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云南人民高举反对内战的旗帜，在国民党的大后方，组建反蒋人民武装，建立了广大的人民革命根据地，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牵制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反动军队。为促成卢汉起义创造了坚实的客观条件。

一、党中央做龙云的工作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集“18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早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时，中共中央对当时地方实力派云南省主席龙云，就做了统一战线工作。根据在龙云军政机关担任幕僚的马子华先生所著《龙云》一书中所述，龙云告诉他一段旧事：

有一天黄昏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到公馆门口，向守门的人说：我要见龙云主席，有紧急军情报告。副官看他来得蹊跷，既是“军情”又不敢不报告，我听后就问：是怎么一个人?什么打扮?副官说：戴着篾斗笠，穿着蓝布对襟衣裳，穿着一条青布短裤，脚上穿着双麻耳草鞋，看去好像乡下人的样子，说云南迤东的口腔。我想一下，就叫副官喊这人进来，但是先摸摸身上有没有武器。隔了一阵，副官把这人带进来了。我一看，是个年约30来岁的小个子青年，清瘦短小，虽然脸色不正，但眼光有神。一见面，他向我鞠躬行礼，我问：你从哪里来?他答：从威宁。哪个派你来的?他不答应，向左右看看。

我知道其意，叫旁边的人走开，这伙子便把棉衣的夹里子撕开，取出一封牛皮纸封着的信。我拆信一看原来是老朋友、红军的指挥官罗炳辉的信。信上说：这次红军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并不想攻城夺寨，占据城池，骚扰地方人民。现在路过云南，也无意来到昆明，叫我尽管放心；希望我的军队不要截堵打战，让红军经过一些州县渡过江去，希望我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尾追红军……信还写了诸如“甚为感谢”、“后会有期”等字句。我看了此信，非常放心和高兴，就对来人说：你回去报告你们罗司令官，我一定照办，不回信了，免得查出来不好。然后我问他：你吃饭没有?他说吃过了。我叫太太拿出500块钱给了他，他接着就走了。随即，我又把他喊回来说：万一碰着盘查的，你就说是昭通来的，见龙主席，你不信去问好了，他们就会放走你的。那人鞠了个躬就走了。

这人走后，我又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骑马送给孙渡，再次嘱咐他不准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了，不必截堵。同时，我准备一卡车药品交给他，叫他相机送给红军。

以上叙述说明，龙云根据罗炳辉将军的安排，没有认真执行蒋介石“围剿堵截”红军的命令，而是敷衍搪塞，致使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北上。

在龙云的回忆里所说的送走罗炳辉派来的人走后“又写了一封信派人骑马送给孙渡，准备了一卡车药品，送给红军”。龙云所派的人，1958年张德昌和我讲过：是我们泸西县小雨白人张永年（字护民），他是云南护国讨袁时的人物，与龙云是“金兰”兄弟，在龙云手下任查缉大队长（少将军衔），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令杜聿明第五军武装逼龙云下台后闲居。1946年6月11日，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杀害，特务抓捕张永年，电刑逼张承认是他杀害李、闻。企图一箭双雕，把刺杀李、闻之事赖在张永年头上除掉张永年。后经查证无据被释放，返回泸西赋闲，在解放战争中，他支持游击战争，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8月8日，龙云离滇出席最高国防会议、9日中共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龙云从西安同机抵达南京。会间，朱德、叶剑英在汤山与龙云面谈了团结抗战，建立联系等问题，并以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文件相赠，龙云并提出派人到延安学习游击战术的要求”。（《中共昆明地方史》211页）

朱老总后来又致函龙云，阐述抗战的战略策略，希望龙云坚持“长期抗战精神，发动民众，巩固其爱国热忱，发挥其救世伟力，齐心协力，缔造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以符合历史上著名革命发祥地——云南之光荣传统。”龙云发表讲话表示：“要忍受绝大的艰苦，绝大的牺牲，支持抗战到底。”（《中共昆明地方史》212页）

抗战初起，京、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他们带来了“五四”精神，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云集昆明。联大的来昆，推动了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和云南的抗日救亡高潮。从“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军队节节败退，丧失大片国土，国都搬迁重庆，陆军总部何应钦部长搬迁昆明，1941年日军一个连的兵力就攻占到贵州独山，（这是1956年我到独山出差时，访问当地年长的老人闲谈时所知）龙云似乎看穿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消极抗日。制造了“皖南事件”，暴露其“攘外必须安内”的独夫本质。他与联大进步教师日渐加深了联系，“民盟”成立后，他与罗隆基、吴晗、楚图南、张奚若等教授接触密切，秘密参加了“民盟”暗地支持昆明的民主运动。这也是龙云走上反蒋斗争的第一步，那时他便与中共中央取得电讯联系，并要求党中央派人来云南指导工作。于是华南局派密史华岗来到云南，以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为掩护，做争取、帮助教育龙云的工作。并设有密秘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同时经龙云同意在青云路开设《新华日报》销售处。1945年10月3日，龙云被蒋介石赶下台后，电台才撤走。当年我在昆明上学，昆明的民主气氛确实浓厚，故昆明有“民主堡垒”之称。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来说，是难于容忍的。处心积虑的要把龙云赶下台。当年我们去《新华日报》销售处购报或买新书时，出店时总要左顾右盼一下，有无特务跟踪，或可疑人物出现。

二、周恩来、罗炳辉做张冲的工作

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云南省主席龙云在1938年组建60军奔赴抗日前线，在部队到达江西德安时，184师师长张冲（泸西人）派政训处长张永和（泸西人字致中1925年的老党员）到武汉，拟招募一批抗日救亡青年来184师做政治工作，并要张永和设法找到共产党，帮助他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张永和到武汉后，根据云南玉溪人郑易里提供的线索，找到当时在武汉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云南人共产党员黄洛峰。

真是无巧不成书，那时叶剑英和罗炳辉也安排黄洛峰去做滇军的工作。通过黄洛峰的介绍，张致中会见了云南籍的八路军住武汉办事处主任罗炳辉将军。张永和“介绍了张冲和184师情况，张冲倾向进步，希望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如果可能，是否张冲来武汉一趟”。罗当即表示：愿意与多年来未见到云南老乡的思乡心情与张冲会面。张永和回到德安后，适逢部队奉调湖北武胜关，当乘船到武汉江岸后，张冲借口未到过武汉，想到市区走走，于是穿上便服，带着张永和，直接找到黄洛峰，次日罗炳辉来到黄洛峰住处，与张冲会见，后来周恩来、叶剑英也接见了张冲。张冲的要求：一是要参加中国共产党，二是派政治、军事人员到184师工作。周恩来、叶剑英通过罗炳辉转告张冲说：“暂时留在党外，以便更好地多做工作”。并派中共党员薛子政任张冲的秘书，开展滇军的工作。以后在184师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发展了不少党员，我知道的就有我们县的张土明、喻光，后来成为我的领导人的宣威人宁坚、马逸飞等人。这些人，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46年5月30日解放战争刚开始，184师就在潘朔端、马逸飞的率领下，在东北，鞍山、海城一带起义了，投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洪流中，张冲也在1947年11月借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伪国大的机会趁机北上北京，在军调处的安排下飞往延安去了。张冲的人生事迹，在我们泸西，成了家喻户晓谈论的话题。

三、朱家璧做卢汉的工作

1941年朱家璧同志从延安回到昆明，参加了滇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要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利用社会关系作掩护，开展统战工作”。他在滇军中也以广交朋友，争取上层的工作方法，在滇军中，做了他的不少同学、同事等高、中、下级军官中的工作，引导倾向进步的中下级青年军官走上革命道路，特别是做了他的同学龙泽汇的工作。因为龙泽汇是卢汉的内弟，是能在卢汉面前说得上话的人物。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命令滇军由卢汉率领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龙云想借此接受日军武装以扩大巩固自己的实力。恰在这时遭到蒋介石的暗算，逼其下台。蒋介石调卢汉回云南接任云南省主席。在卢汉率部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时，朱家璧也随滇军赴越，并为卢汉的特务团长。蒋介石密电卢汉，要卢汉逮捕朱家璧，卢汉为了遮人眼目，敷衍蒋介石，看管了朱及几名共产党员，一个多月后借保外就医之名，释放了这些人。后来据朱家璧的警卫员华定周和我讲过。释放以后，接到党的指示，他们趁机回返昆明，搞到一辆轿车，由昆明一天就跑到中缅边境畹町，进入缅甸境内隐蔽起来。

1948年初，朱家璧、张子斋、唐登岷、马仲明、王子近、张天祥等同志接到省工委指示：回国参加发动领导云南武装斗争的工作，他们化装成生意人，赶着骡马，经过长途跋涉，2月底到达弥勒西山，与在国内的祁山、何现龙等领导会合，组建了“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人民的武装军队成立后，约1000余人，5月11日攻打师宗县城，活捉国民党政府县长保国强，南下渡过南盘江。6月11日攻打丘北城，6月29日攻下广南城，人民军队所到之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夸奖是一支专为人民办好事，得民心，得天下的军队。人民军队的胜利，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坐卧不安，欢呼：“开广完了”。7月11日部队从边境小镇田蓬进入越南，寻找桂滇边部队，在越南河江整训，10月回国后，广南独立大队在拉勾塘歼灭敌保安团安康营，士气大振，到1949年二三月份，云南的武装斗争在全省蓬勃发展起来。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好形势，再加上1949年初卢汉在南屏街下令屠杀挤兑伪金元券的21条人命血案，受到舆论的谴责，新华社发表短评：“警告杀人犯”，卢汉慌了。在此情况下，他急于被蒋介石下令逮捕，被他保护放走的他的特务团（相当于警卫团）团长，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的朱家璧取得联系，于是通过他的内弟龙泽汇与中学时的同学泸西县人吴树桐以做生意为由，到弥泸地区与朱家璧接头。朱对此举表示欢迎，并说游击队需要枪支弹药。卢汉听后，即决定要龙泽汇送一批枪弹给游击队。

四、卢汉送枪

自从朱家璧与龙泽汇取得联系后，省工委、“边纵”就派朱桦、冯憬行、许立等在昆明小堆子巷张望家成立秘密联络站。通过联系，龙泽汇将一批武器交给“边纵”。据董刚回忆，当时卢汉给“边纵”的武器是两个团的装备。一部分是通过在嵩明地区住防的保十团交给三支队的。一部分是通过住在宜良回回村的保一团交给二支队的，当“边纵”住宜良地区的联络员董刚、李浩两同志接到接运武器的通知后，董刚跑到嵩明与党秘密派住保十团的地下工作者姜必勇联系接枪安排。宜良这边接枪的当晚，是保一团团长王绍尧用边三轮车把保一团的部分军装送到七星村蚂蚱箐，“边纵”战士穿上军服，趁夜到保一团仓库搬运出来，交给等在公路上的战士抬走。计有轻机枪81挺、重机枪20多挺、步枪1500多支、子弹30万发、手榴弹500多枚。

五、深入敌营作统战工作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卢汉的保安团也对“边纵”游击队不予认真的追剿了。同时云南省工委对敌工作组也提出“打入敌人心脏，动摇瓦解敌人”的方针，使用“拉出来，打进去”的方法。通过各种渠道，安排昆明的进步青年“民青”“新联”成员到保安团内做中下级军官和青年士兵的工作，我的同学钱永禄、罗福、周俊、李相平等，就安排在保九团，保十团。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据点，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建立反蒋爱国统一战线，以团结教育的办法争取中下层军官和士兵投靠革命队伍。同时在警察系统，有“新民主主义警察联盟”“（警盟）”，机关事业单位建立“新民主主义联盟”（新联），地下组织就是这样地在敌军警阵营中广泛开展反蒋统一战线工作的。

由于地下党及外围组织，成员在敌军警队伍中，以全国解放战争及“边纵”武装发展壮大的大好形势，隐蔽地在敌军中对广大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进行宣传教育，所以在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后，起义部队，在反击敌26军、第八军向昆明进攻的战斗中，能英勇顽强地抵御了敌人的进攻，在朱家璧的领导下，配合野战军和“边纵”部队，参与追歼逃敌于滇南元江，活捉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第八军军长曹天戈的战斗。

六、我与保一团的接触

1949年七、八月，“边纵”二支队长期活动的路南圭山地区，土地贫瘠，粮食收成有限，部队所到村寨，有荞吃荞，有包谷吃包谷，在没有办法供应部队生活的情况下，二支队两个主力团进入云南粮仓宜良边沿地区木龙，耿家营，北羊街地区一带活动，距宜良城约5~10多公里左右，一方面扩大政治影响，另一方面解决部队的给养。为确保部队再回到圭山区有粮可食，当时“边纵”二支队司令员何现龙派我前往宜良县城购买大米80石（约32000多公斤）送回圭山区存放，我在宜良购买好大米后，请商车拉到石林县北大村，由金显明动员圭山区村寨牛车停在路旁等后，车一到即卸车拉进山区去了。

当时何现龙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住宜良县城的保一团团长王绍尧。大意是派我前往购买大米，务请照顾不要干预。我到保一团团部，受到热情的接待，保一团团部的那些尉级参谋军官绝大部分是在东北60军长春起义或93军锦州起义后回滇的军人。他们在东北，是熟知人民解放军政策威力的。和我谈起东北解放战争和他们起义的情况津津乐道如数家珍。用餐中，团长王绍尧和我说：“边纵”二支队的住地离他的住地太近了，要我回来与何现龙司令员说说，为了掩盖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维辞”。能否双方在“北古城”附近山头，双方向天空放放空枪，以表示其保安团已向“边纵”“进剿”了。如此重大问题，我怎能决定呢?我说：“我只能回去向何司令汇报后才能决定。”后来据董刚同志说：是宜、路、陆武工队50多人与保一团表演了这场“遮人眼目”假打戏，未与我二支队主力直接交火。

当我完成购粮任务后，恰逢“边纵”政治部主任张子斋由昆明回到宜良。9月3日我们在张望同志家相会后一道前往石林县石林五颗树村。次日，“边纵”住昆联络员冯憬行同志和卢汉的谈判代表93军军长龙泽汇，保一团团长王绍尧乘一辆吉普车来到石林五颗树村与朱家璧、郑敦、张子斋同志举行秘密会谈。在龙泽汇和朱家璧的回忆文章中同时叙述了会商决定的问题是：在分析全国形势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卢汉起义的时机，云南保安部队的行劲，以及向“边纵”提供情报的问题。双方商定：卢汉起义应在中国人民解放大军接近云南之际；在这之前，云南保安部队不向“边纵”进攻；如保安部队被迫配合中央军进攻，保安司令部应向“边纵”通报保安部队的行动路线，提供国民党中央军的有关情报。

七、进行反扫荡

1949年9月初，蒋介石逼卢汉在云南搞“九·九”整肃，在大特务毛人凤、徐远举、沈醉等的监督下，在昆明大肆逮捕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400多人，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派8个团的重兵向弥泸、开广、罗盘地区进犯，妄图一举“围歼”解放军主力。当时纵队党委决定：由朱家璧率两个主力团大踏步向滇北、滇西、滇西南挺进，调动敌人尾追，减轻滇东南地区压力。同时弥泸地区在地委、二支队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动员主力部队13、14两个团，三个护乡团，与敌进行坚决的斗争，发动群众，“空窒清野”，人畜粮食疏散，隐蔽山野，让敌人进入山区，找不到的向导，摸不着饭吃，主力部队、护乡团、民兵协同作战，相机打击敌人，进行了几个月反“围剿”斗争。在弥勒西山可邑，圭山糯衣，陆良马街、泸西的大水塘等处打了几次大的战斗。一次我们13团在弥勒西山战斗中，与敌人周旋三天三夜，没有吃上一顿饭，最后趁夜往圭山方向撤退，正当我们进行着紧张战斗的时候，得知消息，卢汉将军12月9日在昆明举行和平起义。当时我们只觉得这仅是革命斗争一个阶段的结束，新的战斗即将开始。紧接着我们解放了宜良，南下解放开远追歼逃敌。记得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祁山同志说：“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将来的道路还很长很长。”这句话，在我的心中至今未忘。是呀!60年了，当年的毛头小夥，至今满头银发，垂暮老矣!

卢汉将军1949年12月9日的云南起义，昆明和平解放已经60年了。卢汉的起义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云南地下党省工委和滇桂黔边区党委长期工作的结果，卢汉的起义加速了西南解放战争的进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退据云南进行反攻的梦想，对全国的解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仅此回顾，以示纪念!

（中国水利水电十四工程局离休干部）

 

文章转自：昆明党史网--《昆明党史》2010年第一期 http://kmds.km.gov.cn/kmds/kmds2010/kmds1001/